習仲勛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關中分區的締造者。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從一個革命少年成長為關中特（分）區的領導人，進而走進中央擔任國家領導人。
少立鴻鵠志
1913年10月15日，習仲勛出生于陜西省富平縣淡村鄉中和村。童年的習仲勛在經歷了家道滄桑、國運衰敗，目睹了邦國巨變和百姓苦難后，靈魂被深深觸動，內心從此埋下了憎恨黑暗、向往光明、同情人民、不畏強暴、勇于反抗的種子。兒時的習仲勛既聰明又勤奮，學習考試經常樹第一。
習仲勛自1926年春進入富平縣立誠公學高小部上學起，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啟蒙，開始了參加革命斗爭的歷程，同年5月，不滿13歲的習仲勛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啟了他人生新的起點。
1927年政治風云變幻莫測，習仲勛和立誠高小的共青團員和進步學生被安排轉入縣城第一高小。在縣城第一高小他除刻苦學習功課之外，還以更大的激情和斗志投身革命，他積極參加游行，散發傳單，宣傳演講。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的革命低潮中，他仍積極參加相關斗爭。他在革命活動中的突出表現，引起了中共富平縣特支重視，鄭重討論了他的入黨問題，但由于他年齡不足十四歲，轉入學校時間短未能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農歷正月初，習仲勛考入三原縣的陜西省立第三師范學校。在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義革命家和進步人士的影響下，積極投身學生運動；4月，習仲勛在參加學生運動時，被鋪入獄。在獄中，英勇不屈，并以保留共青團團員團籍的身份，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跨黨分子參加活動。從此，習仲勛的人生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8月獲釋回家，積極投入武字區籌賑活動，并取得中共武字區指示開始新的革命斗爭。
首赴關中革命路
1930年2月，習仲勛遵照中共武字區組織指示，打入國民黨長武縣王德修部從事兵運工作，先后擔任支隊二連見習官，二營二連特務長。不滿十八歲的習仲勛利用營委書記身份在進步士兵中宣傳革命，培養骨干，發展秘密黨員，建立黨組織。
1932年3月，利用王德修營將開出陜甘邊境的鳳縣、兩當赴甘肅徽縣、成縣換防之際，組織發動“兩當兵變”，但由于起義部隊在北進途中遭到埋伏，兵變失敗。6月，習仲勛回到富平，想方設法與組織取得聯系。最后在周明德（后任陜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的叔父）的掩護下踏上了尋找陜甘游擊隊之路；9月，習仲勛在耀縣照金鎮楊柳坪以北十多里外的金剛廟找到劉志丹，被留作陜甘游擊隊第二大隊特務隊指導員，在栒邑石門、耀縣照金一帶開展游擊斗爭。陜甘游擊隊第二大隊特務隊的前身是栒邑游擊隊（亦稱三水游擊隊），是一支活躍在栒邑石門、耀縣山區戰斗力較強的地方武裝，隊長程雙印是陜西栒邑縣清塬郝村人，曾參加過栒邑起義，起義失敗后，程雙印帶領部分起義人員轉入栒邑石門山區活動，組建起了栒邑游擊隊，堅持開展游擊斗爭。最后由于特務隊中隊長陳克敏叛變，習仲勛即帶領處境艱難的特務隊撤離照金，在三原武字區找到了渭北游擊隊，這支部隊被改編為渭北游擊隊第二支隊，習仲勛擔任政治指導員；10月,習仲勛擔任共青團渭北特委委員，并率領第二支隊到武字區開展武裝斗爭；11月再次回到富平，成立了中共淡村支部，建立淡村游擊隊，在富平西區繼續游擊與群眾展開分糧斗爭；12月，擔任中共三原中心縣委委員、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組織委員。
1933年2月，習仲勛擔任共青團三原中心縣委書記；3月受中共陜西省委指派，任紅二十六軍第二團任少年先鋒隊指導員；同月擔任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共青團特委書記,與劉志丹等同志創建了照金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4月，擔任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政委和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指導整頓20多支游擊隊，積極推動土地分配運動，廢除地主佃租和國民黨政府苛捐雜稅，使照金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
1933年8月，習仲勛任執行主席，在陳家坡主持召開了陜甘邊黨政軍聯席會議，為日后西北主力紅軍重建和軍事斗爭形勢的改變及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轉戰陜甘屢建奇功
為了統一領導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鞏固后方，支援游擊戰爭。1934年2月，中共紅四十二師黨委在慶陽縣南梁小河溝四合臺村召開群眾大會，再次選舉成立新的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習仲勛任主席；5月，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在南梁寨子灣恢復成立，習仲勛擔任特委委員；11月4日，在南梁荔園堡召開的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上，習仲勛當選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在赤源縣（今子長縣）周家崄宣告成立，年僅21歲的習仲勛當選為西北工委委員，并兼任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他領導南梁地區第二路游擊隊和赤衛軍，配合劉志丹前敵總指揮部，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邊區、陜北根據地第二次“圍剿”，將陜甘邊區、陜北革命根據地發展成為西北革命根據地。
就在西北革命根據地進入大發展時期，執行“左”傾教條主義的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和陜甘晉省委卻在根據地內發動了一場錯誤“肅反”，造成了西北根據地的嚴重危機。1935年9月，習仲勛和劉志丹等一大批領導干部在錯誤肅反中被王明路線的執行者關押。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到達陜北后，才得以釋放平反，從而挽救了這塊在全國“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使之成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
1935年12月27日，習仲勛在瓦窯堡中央黨校，參加了中共中央在在中央黨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和周恩來。會后毛主席結識了出獄不久年僅22歲的習仲勛，驚嘆其：“這么年輕！”，對其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隨后親自安排習仲勛進入董必武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學習，并讓其擔任訓練班第三班班主任。至此習仲勛被黨中央和毛主席作為重點后備干部培養。
兩下關中守衛南大門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下寺灣召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作會議，決定設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決定撤銷陜甘晉省委，設立三邊、神府、關中三個特區。
1936年1月，中共陜甘邊南區黨委和蘇維埃政府改為中共關中特區黨委和蘇維埃政府。習仲勛結束在中央黨校學習后，受中央指派赴關中特區工作。赴關中前夕，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瓦窯堡住地約見習仲勛。周恩來傳達了中央派習仲勛去關中擔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黨團書記的決定，習仲勛帶著中央重托赴關中特區，他高度重視干部工作，強化地方武裝，科學領導土改。在他的領導下，抗日統一戰線不斷發展，根據地不斷擴大鞏固，生產自救不斷掀起高潮，群眾支前更加積極，根據地形勢一片興旺，關中特區革命革命形勢迅猛發展；3月，國民黨派趁紅軍主力東征之際，對關中特區發動了大規模“圍剿”，為保存積蓄力量，關中工委成立，習仲勛擔任工委書記兼任游擊隊政委，繼續領導關中地方游擊隊，帶領留守同志在險惡環境下開展對敵斗爭；6月，遵照中央指令，習仲勛隨紅軍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環工委書記、中共環縣縣委書記，習仲勛初下關中告罄。
9月15日至17日，習仲勛首次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再次見到了習仲勛，并決定委派習仲勛二赴關中，擔任關中特委書記，守衛陜甘寧邊區南大門；10月中旬，習仲勛歷盡艱辛來到栒邑縣境內的七界石，并主持召開了30多人參加的關中特區黨的活動分子會議。討論了繼續堅持游擊戰爭和恢復關中蘇區各縣區政權的問題。此后，在他的領導下，關中特委積極整理擴大游擊隊；爭取進步、中間的民團、保甲，盡可能地進行統一戰線工作；整理各地黨的工作，健全黨的組織生活；恢復各縣蘇維埃政權，在敵后開辟新蘇區。
1937年2月，習仲勛隨中共關中特委和特區蘇維埃政府機關移駐新正縣（今旬邑縣）馬家堡，此后的習仲勛在這里生活和戰斗了1000多個日日夜夜；4月，他主持并調整了關中特區黨政軍機構，設立了特委常委會和執委會，健全了特委各工作部門。成立了習仲勛兼任政委的關中特區司令部；5月，習仲勛代表關中特區出席延安三個重要會議，在中共陜甘寧特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第一屆執行委員；6月，習仲勛主持召開了關中特區各縣區委書記會議，就關中特區如何貫徹黨中央“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方針，怎樣落實毛澤東提出的將陜甘寧特區轉化為抗日民主政治、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政治與軍事、實現民主共和國的模范區域的偉大任務，決定籌備召開黨代會、變更黨政軍群各級組織、盡快適應革命新形勢。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習仲勛根據中共中央抗日宣言號召，緊急動員全區軍民加緊軍政訓練，大力發展生產，鼓舞軍民隨時準備笨赴抗日前線。在新的形勢下，中共中央批準，中共陜甘寧特區委員會改為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成立陜甘寧邊區政府，關中特區行政區劃歸陜甘寧政府直接領導；10月，習仲勛在關中分區駐地馬家堡主持召開了50余名代表參加的關中分區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總結了關中特區黨的工作，討論了將蘇區轉變為邊區的問題，完成關中特區更名為關中分區暨關中分區成立的使命，決定關中分區設立相應的黨、政、軍、統戰、群眾團體機構，并將機關駐地設在新正縣（今旬邑縣）馬家堡村。隨后，習仲勛領導關中分委積極建立各級黨政軍群組織，并根據新形勢對各縣黨組織作出針對性調整。將關中特區委員會改為關中分區委員會，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改為關中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關中特區司令部改為關中分區保安司令部，習仲勛擔任分委書記兼保安司令部政委，在習仲勛的悉心指導和不懈努力下，所有的機關、團體和鄉鎮中都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奠定了邊區黨對各方面工作領導的堅實基礎。
1939年5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了震驚國人的栒邑事件，在險惡的環境下，9月，習仲勛在新正縣三區上墻村（今旬邑縣職田鎮轄區），主持召開了50余名代表參加的關中分區第二屆黨的代表大會。總結了兩年來的工作，討論了關中分區的統一戰線工作，習仲勛再次當選為分委書記，并兼任分區專員。兩年間，他和分委領導同志一起帶領關中分區人民認真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靈活多樣地開展統戰工作，實現了關中分區由蘇維埃政府向抗日民主政府的轉變。
1939年12月，國民黨胡宗南部對陜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1940年3月15日，習仲勛等人在馬家堡成立了陜甘寧邊區第二師范，習仲勛擔任首任校長，在嚴峻的形勢下，習仲勛非常重視二師的建設和發展，提出“鞏固學校、保衛關中”的口號，千方百計把學校辦好，為革命培養了大批干部；4月，頑固派陸續侵占了關中分區大部分地區；5月19日，頑軍重火力圍攻馬家堡，為爭取主動，習仲勛帶領分區黨政軍將分區機關移駐陽坡頭，繼續開展對敵工作。1940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陜甘寧邊區中央局，習仲勛當選為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委員，迫于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殘酷的戰爭環境，1941年11月又被迫將分區機關遷駐馬欄鎮。在極端困難和復雜的條件下，習仲勛和分委領導同志堅持領導全區人民不斷加強黨的建設，建立完善各級民主政權，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挫國民黨蓄意摩擦、惡意吞噬等諸多破壞活動，發展壯大了黨組織及武裝力量，鞏固了革命政權，在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筑起了一道道銅墻鐵壁。
1942年7月，習仲勛同志奉調中共西北局黨校校長。在任期間，他參與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出席了為期88天的西北局高干會議。他在關中特區的優異表現得到了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的認可，在高干會議上，毛澤東為領導經濟建設成績卓著的習仲勛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
習仲勛在旬邑戰斗生活達6年之久，從七界石召開重要會議，扭轉危急局面；從馬家堡主政關中分區，建立健全分區各級黨政組織；到帶領分區黨政軍機關從馬家堡遷駐陽坡頭、落腳馬欄，使分區黨政軍多次化險為夷；他和戰友攻堅克難，領導開展分區黨組織、社會、政法、軍事、文教、經貿等領域的全面建設，并取得了驕人成績，為鞏固發展革命根據地、保衛革命圣地延安、保衛黨中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奉調中央西北局
1943年2月，習仲勛調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兼警備司令部政委。1945年4月，習仲勛作為七大正式代表出席了會議，當選中共七大中央候補委員，是七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最年輕的一位；8月，調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書記兼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政治委員，年僅32歲的習仲勛成為了最年輕的中央局書記。在此期間，還擔任爺臺山戰役臨時指揮部政委，同張宗遜司令員一道在馬欄打響了解放戰爭第一槍。
1947年1月后，習仲勛先后擔任陜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團副政治委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副政委。以習仲勛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同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精誠團結，積極支援野戰軍前方作戰。
1949年3月，習仲勛出席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并隨中央機關進駐北平；6月，中央為統一西北黨政軍的領導，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習仲勛任第三書記，負責西北局日常工作，他為大西北的解放做了大量成效卓著的工作。
走進中南海
新中國成立后，習仲勛同志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政治委員。彭德懷赴抗美援朝一線后，他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他從實際出發，積極穩妥地領導了西北地區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和“三反”、“五反”及支援抗美援朝等工作。靈活妥善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宗教問題，為鞏固新生政權，恢復經濟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52年9月，習仲勛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1953年9月后，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78年12月，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遭受嚴重迫害，徹底平反后的習仲勛銜命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擔負起建設、發展、保衛祖國南大門的重要領導責任。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委員。1980年9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后又兼任法制委員會主任，主持討論了許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同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負責中央書記處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習仲勛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內務司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全心全意為民服務的一生
1993年3月，習仲勛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仍一直關心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關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堅決支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工作，擁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習仲勛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具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雖幾經坎坷，身處逆境，但百折不撓，奮斗不息，他始終堅定地與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堅持執行黨的基本路線。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敏銳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問題上，他堅持原則，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
習仲勛同志一生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顧全大局。他謙虛謹慎，任勞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不居功，不護短，愛護干部，關心青年，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關心群眾疾苦，與工農群眾、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誠相見，廣交朋友。他辦事嚴謹，寬厚待人，實事求是，嚴于律己，為政清廉，生活簡樸，對家屬子女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嚴格。他德高望重，高風亮節，在黨內外和廣大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
習仲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的誕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頑強奮斗，建立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
2002年5月24日習仲勛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